当年汉字简化作下的孽,全都成了语文书里令人费解的知识点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语文试卷上那些匪夷所思的读音选择题。

下列各组加粗字读音相同的一组是:

A.   涉  活  主线  燥;

B.   财  头发 千钧一  人深思;

C.   量  美  管  力;

D.   硕果累累  拖  危如卵  人;

虽说只是简简单单的读音题,靠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完全能保住这几分。

但每每遇上,总会摸不着头脑,找不着规律。

唯有填报一个理工科志愿才能摆脱语文的“折磨”

翻看答案,编题者大多也只会用字义来区分,遇上同义不同音的奇葩,就只能用一个略字来敷衍了事。

就算你找到老师想要寻求一个完备合理的解释,他也只会告诉你“记住就好了”。

那是因为不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一样,都对我们语言的发展知之甚少。

造成现代汉语读音割裂不合理现状的最主要因素,是建国初期制定普通话标准时的混乱。

使得后人时刻咬文嚼字的同时,却还分不清咀嚼与咬文嚼字中的嚼字为什么发音不同。

嚼,其义单一,却有三种读音jiáo、jué 、jiào,前二者以口语书面语区分,但味同嚼蜡、咬文嚼字却被归为口语发音jiáo区别于咀嚼等词,莫名其妙。

《咬文嚼字》创刊号封面的拼音引发了巨大争议,随即更改

除开普通话读音先天的混乱,造成现代汉语一字多音泛滥的还另有原因。

正是建国后那场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

70多年前,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巨变。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蒙古在脱离中华民国后投奔了苏联老大哥。

在老大哥的怂恿下,外蒙古试图将传统回鹘文字全面西里尔字母化。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激烈,但始终敌不过斯大林主义的红色恐怖。

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替代了原本蒙古语的拉丁化方案。

回鹘文字竖向阅读,为了方便在马背上书写

而不久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经历了类似的风潮。

建国之初,文字的改革就是重中之重。

当时受到苏联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影响,汉字拉丁化的呼声很高。

最高领导人亦有指示,认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不过,实现汉字拼音化不是一步登天的事,在此之前必须简化汉字。

拉丁化课本

1952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汉字的改革方向被确立下来。

委员会认为,拼音化是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在现阶段应先对汉字进行简化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

换言之,汉字简化在当时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其必然是成本小适应性高的。

因此,汉字简化的方案并没能足够的规范化。

同一年,委员会就拟出了第一稿简化草案,收录简体字700个。

但领导人表示700个不够,简化工作除了将重点放在减少笔画上,还应该减少汉字数量,尽量用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

同时,出于他对草书书法的喜好,还建议多从草体中找简化规律。

就是这简单的指示,直接导致简化字打乱了原来汉字原本的体系。

为了提高简化的效率,在后来公布的《汉字简化第一表》中,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简俗字。

其中就包括有数量不少为了追求书写连贯不考虑字形结构的行书草书写法。

直接的后果就是同样的偏旁,在不同的字中写法迥异,难寻规律。

最为典型的就是“昜”,楊字被简化为杨,陽字又被简化为阳,而傷字却被简化为伤。

同样怪异的还有“襄”,釀字简化为酿,讓却简化成了让,然而壤又未做任何简化。

原本能够举一反三的同源字,却因为简化而成为了新的知识点。

第一表的简化字的确降低了书写门槛,但却又大大增加了学习难度。

左起,伤(晋,王羲之),杨(明,文徵明),阳(明,徐渭)

回忆自己学习汉字的那段经历,谁没怀疑过卢炉庐之间写法的微妙关系呢?

实际上你若是知道他们的繁体写法,盧爐廬肯定不会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虽然在第二表中,遵循汉字原本的规律重新规定了偏旁的统一简写方法。

但第一表中推广开来的简体字已无力纠正,只能将错就错。

这才给你的小学初中创造了大量的文字知识点。

而简化法案中的“同音代替方法”则带来了大量高中教学中奇怪的知识点。

同音代替指的是将同音(但时常不同调)但不同义的两个或几个字简化为一个字,取其中写法最简的字代替。

以此缩减常用字的数量,降低文盲识字的学习成本。

想法很美好,但却带来了新的混乱。

像是醜丑不分这样的,顶多是给戏剧角色造成不太正面的影响,总体无伤大雅。

可若是将三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三个字都简化成一个,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混淆。

翻开新华字典,找到复字的释义,会发现这个简单的字至少拥有5种解释。

原因很简单,因为复字是一个三合一的神奇存在。

当年,復、複、覆三个字都被简化作复字,导致意义指向不明。

民众分不清“复国”究竟是復兴国家还是颠覆国家。

最终,《简化字总表》强行规定,答覆、反覆简化作复,唯独覆盖、颠覆仍保留繁体,毫无道理。

颇有前文读音分辨选择题答案解析的风范。

复旦大学,源自《尚书大传 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

同音代替法当然也让后人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2008年,有海外《侨报》刊文《干隆生母享尽孝子福》贻笑大方。

在简体中文中,乾燥的乾与幹活的幹都被简化为干,偏偏乾还作为八卦中代表天的卦象存在。

报纸的编辑也许图方便,之间用软件进行简繁转换,加上自己不懂得简体字,才闹出了大笑话。

要说这样简化有什么好处吧,倒也有,绕不开《干了112天终于湿了》这样的天才脸红体标题。

同音代替可以说是违背了汉字千年来的发展规律。

作为仅存的表意文字,汉字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书面表达上的精准性。

在东亚大汉字文化圈中,任其文字如何改革变化,都无法替代汉字的准确性。

韩国废弃汉字后不到10年事件,恢复汉字的呼声愈发高涨,而日本永远坚定地保留数量众多的常用汉字。

历史上,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字表意的准确性,一直都在添加表意偏旁造新字。

建国后的文字改革弊端众多,也招来了相当数量的批判者。

万幸,新中国的领导人在晚年意识到了不妥,并没有继续推行汉字拼音化,而是将拼音作为辅助性的标注。

若是拼音化改革完成,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将会出现众多口音的拼音写法。

从秦始皇起就统一了的文字将毁于一旦,甚至在未来因为文化的割裂导致国家的分裂。

拉丁化的《大众报》,你读的懂吗?

近来,社会上不少反对简体字的民众同时也积极呼吁恢复繁体字。

甚至大肆批判简体字为糟粕,每每上纲上线提及政治,还认繁体字为正统。

回看历史,简繁之争还真的离不开政治。

只不过与世人的常识相违背,大陆与台湾间“政治不正确”的反而是提倡繁体的蒋介石。

从甲骨文极度形象的字形到近代日渐抽象扁平的方块字。

汉字在追求数量上繁化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在字形上的简化。

每当历史进程出现重大的转折,汉字也同样经历着转变。

1935年,中华民国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一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的简体字。

后来这些字也被收录在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方案当中。

简化汉字并不是新中国的特色,汉字拼音化同样也不是。

瞿秋白与吴玉章等留苏学者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

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认苏联这个老大哥,如此超前的方案自然难以推行。

《第一批简体字表》中多数字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信仰与大陆相异的蒋介石退守台湾。

但他在汉字简化问题上的看法却与老对手高度一致。

1952年,蒋介石重提汉字简化之事。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爱无心是挺繁派经常攻击的点,但蒋公的作品中同样爱无心

这一提议也得到了不少的赞同,甚至有语“总裁此举极其英明,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

但反对的声音也十分激烈,反对派认为简化汉字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不过,《联合报》曾在简繁之争期间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有超过60%的参与者赞成汉字简化。

就在台湾汉字简化遇阻的同时,大陆方面已经公布了汉字简化的方案。

大陆抢先拿下简体字不免让这一问题政治化。

如果此时台湾也推行汉字简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跟随大陆,承认大陆行动的先进性。

为了突显两个政体之间的对立,汉字简化的提议自然就搁浅了。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提倡繁体字,改称正体字,强调文化上的宗源继承。

硬要唱反调的结果就是形成“一字两体”的局面,其后又诞生了“一国两制”的政策。

汉字简化多年来备受争议,两派争执从未停歇。

但客观地说,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效果确实并不理想,但简化方向却极其正确。

只有先把文字改造成最实用的交流工具,才能更好地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尽管在诸多方面带来了难以解决的混乱,但简体字单单在提高人民识字率这一点上就已功不可没,其意义更不可否定。

至于许多反对声音中提到的美感丧失也并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提倡推广简体字的同时,并没有废止禁用繁体字,它依旧在书法等领域展示着千年来独特的美。

只是千万不要认为使用繁体字就优人一等,因为装腔作势闹出的笑话也更胜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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