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滥用,害虫成灾,他以虫治虫守护了南中国的田地,被誉为生物防治之父

近两百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也愈演愈烈。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但却觊觎它强大的力量。

人类的所作所为在剧烈地改变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入侵,生态破坏……

气候变化凭借媒体的力量已经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物种入侵也因为中国吃货叫嚷着“吃到它灭绝”的宣传,为大多数人所知。

澳洲小龙虾成灾

但被破坏的生态却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人类的种植养殖行为在无形中打破自然原有的平衡,虫灾、病害越发泛滥。

听起来这些似乎对平民百姓影响不大,但若不能及时地治理,其对农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让人头皮发麻的蝗灾

中国作为世界的农业大国,农作物的安危就意味着人民的安危。

多年来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一直在病虫害治理领域勤奋地耕耘。

蒲蛰龙院士便是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一员。

他所采用的生物防治技术不仅被认为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农学贡献之一。

在国际上也同样备受瞩目,被外媒誉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蒲蛰龙

除此之外,蒲蛰龙院士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昆虫生态领域人才。

一辈子兢兢业业,他几十年撰写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临终前却连一份遗嘱也没留下。

蒲蛰龙祖籍广西,却出生于云南。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秀才,民国时期频繁地调动工作,任各地的文职官员。

中式学堂

蒲蛰龙也就跟随父亲四处奔波,上的小学换了又换,很多时候他儿时的教育都是来自于父亲。

他父亲饱读诗书,还考取了中医的行医资格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蒲蛰龙的启蒙老师。

在云南这片生态环境多样的土地上生长,加上父亲中医言传身教的中医思想理念。

冥冥之中,蒲蛰龙似乎从小就注定要走生物防治的这一条路。

云南自然风光

1931年,19岁的蒲蛰龙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农学院,主修昆虫学科。

一是因为小时候就爱和昆虫打交道,二是怀着改造中国农业的一种使命感。

大学四年里,蒲蛰龙早早地就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亲自下到树林里调查虫害。

当年广东地区的松林闹松毛虫,他从林区抓来松毛虫研究,摸索出一套防治松毛虫的方法。

松毛虫

到大学快毕业时,他把自己对松毛虫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竟然轰动了全国。

被称作是“全国首篇论述松毛虫防治的重要文献”。

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以及“优秀成绩奖”。

这在当年的农学院绝对是破天荒的大新闻。

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

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蒲蛰龙前往燕京大学进修,师从著名的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

两年来研习了不少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硕士论文也顺利完成了,可还未答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

京城一片混乱,燕京大学也就此解散,蒲蛰龙只好被迫肄业,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但好景不长,之后广州也沦陷了,中山大学紧急疏散,蒲蛰龙内心满怀惆怅。

旧时的中国,昆虫研究可以说是毫无基础,祖国土地辽阔,估计有15万种昆虫。

然而其中已被鉴定的只有2万种,就这2万种里还有超过93%的是外国人鉴定的。

偌大的中国搞昆虫分类的科研人员不足10人。

加上祖国山河破碎,民族苦难慎重,蒲蛰龙的内心燃起了“科学救国”的火种。

蒲蛰龙院士与昆虫标本

蒲蛰龙决定“师夷长技以治虫”,出国留学深造。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他跟随昆虫分类学家米卡尔教授学习研究直到博士毕业。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在1949年10月,也就是新中国建国的日子,蒲蛰龙也恰好获得了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

远方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蒲蛰龙瞬间激动了起来,他不顾朋友老师的挽留,第一时间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去。

有些人认为昆虫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远没有那些机械、物理等学科来得大。

实际上现实情况远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又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导致虫灾严重。

农民们面对害虫泛滥除了亲自上阵捉虫之外就别无他法,只能听天由命。

赶上年景不好的时候,忙活一年的收成都不够自家吃的。

蒲蛰龙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内心十分焦急。

他马上着手研究农作物害虫的防治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广东甘蔗田里闹的螟虫。

甘蔗苗期受到螟虫的蛀蚀会形成枯心苗,大风一刮甘蔗田倒下一大片,损失巨大。

蒲蛰龙没有采用喷洒农药的治理方法,而是想起了螟虫的天敌赤眼蜂。

被螟虫蛀坏的甘蔗

赤眼蜂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寄生蜂,它并不捕食螟虫,而是将卵产在螟虫的卵内。

孵化出的赤眼蜂幼虫寄生在螟虫卵内,从而抑制螟虫的繁殖。

虽然在广东也有赤眼蜂的分布,但数量很少,对螟虫的防治效果微乎其微。

蒲蛰龙的设想是采用人工繁殖,将赤眼蜂大量投放到甘蔗田间。

一种赤眼蜂

可是最初采用苏联美国常用的繁殖方法并不理想,繁殖出的赤眼蜂体弱、雄性多,且产量很小。

于是蒲蛰龙到顺德县实地研究,找到了一种新方法,效率极高,防治效果非常理想。

生物防治的成果突出,由南到北一路推广到全国各地,蒲蛰龙也成为了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这种国内首创的赤眼蜂繁殖方法还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嫉妒。

这些先进的发达国家也想通过赤眼蜂防治害虫,可是试验却屡遭挫折,没有进展。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防治虫害的任务逐渐落到了更便捷的农药肩上。

60年代末,我国滥用化学农药的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高毒的有机磷农药被农民广泛使用。

农药一撒下去,不管害虫益虫通通死绝,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生态平衡,还经常引起人畜的中毒。

一些害虫逐渐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农药越用越没效果,越没效果用得也越多。

可是虫害却年年大爆发,原因显而易见,生态被农药破坏导致害虫一家独大,时常泛滥。

1972年,时任广东省四会县的领导正在为农药滥用的情况苦恼。

他们找到了蒲蛰龙,希望通过生物防治的手段拯救这个广东最重要的产粮区之一。

蒲蛰龙

次年,蒲蛰龙就带着学生前往四会安营扎寨,调查当地的虫害情况。

他们背个背囊,挂个水壶,饿了吃干粮,大半年里跑遍了周边的地区。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试验,蒲蛰龙和同事们总结了一套合理的生物防治手段。

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等多种方法。

在田间的蒲蛰龙

采用蒲蛰龙防治方法的6万亩田地效果显著,而周边地区却还是虫害泛滥。

这6万亩示范田收到了其他省份同行的好评,甚至连英美的代表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蒲蛰龙的防治方法推广开来后,当地的生态逐渐恢复,田间地头的青蛙、蜘蛛等天敌数量又重新多了起来。

原来的一些防治手段已经不再需要了,大自然会自行让害虫的数量维持在一个不高的水平。

在田间的蒲蛰龙

这次综合防治历时28年,不仅解决的虫害,还降低了50%-72%的化学农药用量,节省了不少开支。

蒲蛰龙的生物防治理论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他也因此获得了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同时生物防治还被国家科委列入“八五”重点推广计划。

1993年,蒲蛰龙的论文《农作物害虫管理数学模型与应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晚年的蒲蛰龙可谓是功德圆满,连美国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杂志都称蒲蛰龙是“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有时候人们的想法很简单,甚至有些天真。

黄河水泛滥就筑起高高的堤坝,害虫泛滥就用农药将其赶尽杀绝。

可是这背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例如大自然的平衡。

打破这种平衡轻而易举,可治理起来却谈何容易。

蒲蛰龙院士的治虫理念正如当年大禹治水的“宜疏不宜堵”。

害虫崛起并不意味着就要打压,重建生态平衡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其所倡导的并不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观点。

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自然对于人类充满了未知,我们应该持有面对未知时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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